本书由吕思勉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讲义整理而成，现录其片段，以窥其义，虽有以偏概全之嫌，望无有断章取义之过。
......以墨子之道来救时，是无可非议的，所难的，是他这道理，如何得以实行？希望治者阶级实行么？天下只有天良发现的个人，没有天良发现的阶级；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，没有自行觉悟的阶级；所以这种希望只是绝路，这固然是诸家的通病。然而从墨子之道，治者阶级，所要实行的条件，比行别一家的道，还要难些。所以墨子的希望，似乎也更难实现些。墨子有一端可佩服的，便是他实行的精神。孟子说他能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。《淮南子》说：墨子之徒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。这些话，我们是相信的。我尝说：儒侠是当时固有的两个集团。他们是贵族阶级失其地位后所形成的一自然也有一部分新兴的地主，或者工商阶级中人附和进去，然而总是以堕落的贵族为中坚一他们的地位虽然丧失了，一种急公好义、抑强扶弱、和矜重人格的风气还在。因其天性或环境，而分成尚文与尚武两派。孔子和墨子，只是就这两个集团，施以教育。天下惟有团体，才能够有所作为。罗素说：“中国要有热心的青年十万人，团结起来，先公益而后私利，中国就得救了。"就是这种意思，孔子和墨子，都能把一部分人团结起来了。这确是古人的热心和毅力，可以佩服之处。然而如此，就足以有为了么？须知所谓化，是两方面都可以做主动，也都可以成被动的。这些道术之士，都想以其道移易天下。他的徒党，自然就是为其所化的人；他和他的信徒，自然总能将社会感化几分；然而其本身，也总是受社会风气感化的。佛陀不是想感化社会的么？为什么现在的和尚只成为吃饭的一条路？基督不是想感化社会的么？为什么中国称信教为吃教？固然，这是中国信道不笃的人，然使教会里面而丝毫没有则产，现在热心传教之士，是否还不远干里而来呢？也是一个疑问。我们不敢轻视宗教徒。其中热心信仰传布的人，我相信他是真的；也相信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；然而总只是少数。大多数人，总是平凡的，这是我所敢断言的。所以凭你本领大、手段高，结合的人多，而且坚固，一再传后，总平凡化了；总和普通的人一致了。儒者到后来，变做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之徒；墨者到后来，也不看见了，而只有汉时的所谓游侠，即由于此。当孔子周游列国之时，岂不说：“如有用我者，三千弟子，同时登庸，遍布于天下，天下岂不大治？"然而人在得志后的变化，是很难料的。在宰予微时，安知其要昼寝呢？从汉武帝以后，儒者的被登庸，可说是很多了。孔子周游列国时所希望的，或亦不过如此。然而当时的儒者是怎样呢？假使墨子而得势，赴汤蹈火之士，安知不变作暴徒？就使不然，百八十人，总是不够用的；到要扩充时，就难保投机分子不混进来了。所以墨子救世的精神，是很可佩服的，其手段则不足取。
凡阶级，总是要以其阶级的利益为第一位的；而且总有一种理由，替维护阶级利益做辩护。不一定是私意。官僚阶级里并不是没有好人；尽有顾全公众的利益，而肯牺牲自己的，但是总不免为其所处的地位所局限，以为欲维持公益，非维持其时的社会系统不可，不肖的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官僚阶级的性质，从理论上说，往往是如此的
- 所尽的责任，灭至最小限度。
- 所得的利益，扩充至最大限度。
所谓利益，是包含（甲）权势，（乙）物质上的收入；（乙）中又包含（A）俸禄，（B）一切因做官得到的收入。此种趋势，其限制：是（a）在上者的督责，（b）在下者的反抗。除此之外，便要尽量的扩充了。所以怠惰和贪污，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，不足为怪。天下尽有不怠惰、不贪污的官，此乃其人不但具有官僚性质，而无害于官僚阶级的性质，实系如此，犹之天下尽有不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人，然以商业性质论，总是要以最低的价格买进，最高的价格卖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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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一阶级，当其初兴之时，其利害，总是和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一致的。及其成功，即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，其利害，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。官僚阶级取贵族而代之，即系如此。当这时代，大多数的人民，是怎样呢？因为凡稍有才力的人，都升入官僚阶级里去了。官僚阶级的数量，略有定限，自然有希望走进去而始终走不进的人。然而达得到目的与否是一事。他们虽始终走不进去，总还希望走进去，而绝不肯退到平民这一方面来，和官僚斗争。于是人民方面所剩的，就只是愚与弱。除掉以暴动为反抗外，就只有束手待毙。
声名洋溢的人，往往经不起实际的考察，在千里万里之外听了，真是大圣大贤，到他近处去一看，就不成话了。但是社会是采取虚声的，一个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虚名，你就再知道他是个坏人，也是开不得口。不但开不得口，而且还只能人云亦云地称颂他，不然人家不说他所得的是虚名，反说你所说的是假话。俗话说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作伪的人，岂真有什么本事，使他的真相不露出来？不过社会是这样的社会，所以这种人的真相，虽然给一部分人知道了，却永远只有这一部分人知道，绝不会散布扩大出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