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书由吕思勉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讲义整理而成,现录其片段,以窥其义,虽有以偏概全之嫌,望无有断章取义之过。

......以墨子之道来救时,是无可非议的,所难的,是他这道理,如何得以实行?希望治者阶级实行么?天下只有天良发现的个人,没有天良发现的阶级;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,没有自行觉悟的阶级;所以这种希望只是绝路,这固然是诸家的通病。然而从墨子之道,治者阶级,所要实行的条件,比行别一家的道,还要难些。所以墨子的希望,似乎也更难实现些。墨子有一端可佩服的,便是他实行的精神。孟子说他能摩顶放踵,以利天下。《淮南子》说:墨子之徒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汤蹈火,死不旋踵。这些话,我们是相信的。我尝说:儒侠是当时固有的两个集团。他们是贵族阶级失其地位后所形成的一自然也有一部分新兴的地主,或者工商阶级中人附和进去,然而总是以堕落的贵族为中坚一他们的地位虽然丧失了,一种急公好义、抑强扶弱、和矜重人格的风气还在。因其天性或环境,而分成尚文与尚武两派。孔子和墨子,只是就这两个集团,施以教育。天下惟有团体,才能够有所作为。罗素说:“中国要有热心的青年十万人,团结起来,先公益而后私利,中国就得救了。"就是这种意思,孔子和墨子,都能把一部分人团结起来了。这确是古人的热心和毅力,可以佩服之处。然而如此,就足以有为了么?须知所谓化,是两方面都可以做主动,也都可以成被动的。这些道术之士,都想以其道移易天下。他的徒党,自然就是为其所化的人;他和他的信徒,自然总能将社会感化几分;然而其本身,也总是受社会风气感化的。佛陀不是想感化社会的么?为什么现在的和尚只成为吃饭的一条路?基督不是想感化社会的么?为什么中国称信教为吃教?固然,这是中国信道不笃的人,然使教会里面而丝毫没有则产,现在热心传教之士,是否还不远干里而来呢?也是一个疑问。我们不敢轻视宗教徒。其中热心信仰传布的人,我相信他是真的;也相信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;然而总只是少数。大多数人,总是平凡的,这是我所敢断言的。所以凭你本领大、手段高,结合的人多,而且坚固,一再传后,总平凡化了;总和普通的人一致了。儒者到后来,变做贪于饮食,惰于作务之徒;墨者到后来,也不看见了,而只有汉时的所谓游侠,即由于此。当孔子周游列国之时,岂不说:“如有用我者,三千弟子,同时登庸,遍布于天下,天下岂不大治?"然而人在得志后的变化,是很难料的。在宰予微时,安知其要昼寝呢?从汉武帝以后,儒者的被登庸,可说是很多了。孔子周游列国时所希望的,或亦不过如此。然而当时的儒者是怎样呢?假使墨子而得势,赴汤蹈火之士,安知不变作暴徒?就使不然,百八十人,总是不够用的;到要扩充时,就难保投机分子不混进来了。所以墨子救世的精神,是很可佩服的,其手段则不足取。

凡阶级,总是要以其阶级的利益为第一位的;而且总有一种理由,替维护阶级利益做辩护。不一定是私意。官僚阶级里并不是没有好人;尽有顾全公众的利益,而肯牺牲自己的,但是总不免为其所处的地位所局限,以为欲维持公益,非维持其时的社会系统不可,不肖的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官僚阶级的性质,从理论上说,往往是如此的

  1. 所尽的责任,灭至最小限度。
  2. 所得的利益,扩充至最大限度。

所谓利益,是包含(甲)权势,(乙)物质上的收入;(乙)中又包含(A)俸禄,(B)一切因做官得到的收入。此种趋势,其限制:是(a)在上者的督责,(b)在下者的反抗。除此之外,便要尽量的扩充了。所以怠惰和贪污,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,不足为怪。天下尽有不怠惰、不贪污的官,此乃其人不但具有官僚性质,而无害于官僚阶级的性质,实系如此,犹之天下尽有不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人,然以商业性质论,总是要以最低的价格买进,最高的价格卖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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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一阶级,当其初兴之时,其利害,总是和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一致的。及其成功,即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,其利害,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。官僚阶级取贵族而代之,即系如此。当这时代,大多数的人民,是怎样呢?因为凡稍有才力的人,都升入官僚阶级里去了。官僚阶级的数量,略有定限,自然有希望走进去而始终走不进的人。然而达得到目的与否是一事。他们虽始终走不进去,总还希望走进去,而绝不肯退到平民这一方面来,和官僚斗争。于是人民方面所剩的,就只是愚与弱。除掉以暴动为反抗外,就只有束手待毙。

声名洋溢的人,往往经不起实际的考察,在千里万里之外听了,真是大圣大贤,到他近处去一看,就不成话了。但是社会是采取虚声的,一个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虚名,你就再知道他是个坏人,也是开不得口。不但开不得口,而且还只能人云亦云地称颂他,不然人家不说他所得的是虚名,反说你所说的是假话。俗话说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作伪的人,岂真有什么本事,使他的真相不露出来?不过社会是这样的社会,所以这种人的真相,虽然给一部分人知道了,却永远只有这一部分人知道,绝不会散布扩大出去的。